当20辆赛车在巴林萨基尔赛道撕裂夜幕,2023年F1赛季在引擎的尖啸中拉开序幕,这是全球速度的盛宴——车队由多国工程师组成,赞助商网络跨越各大洲,全球数亿观众通过卫星信号同步观看,就在这场象征着无国界协作的赛事进行之际,一则来自东北亚的消息却勾勒出另一番图景:韩国宣布对挪威实施一系列贸易与科技封锁措施,速度与壁垒,协作与隔阂,在这个春天构成了耐人寻味的双重变奏。
新赛季F1揭幕战本身就是一个微观的全球化样本,红牛车队的技术总监来自英国,空气动力学专家来自法国,动力单元由日本本田技术支撑,车手维斯塔潘是荷兰人,而车队的运营总部设在英国米尔顿凯恩斯,梅赛德斯车队的混合动力技术融合了德国工程精密与英国赛车传统,其赞助商阵容遍布亚洲、美洲与欧洲,在巴林赛道上飞驰的每一辆赛车,都是全球供应链、人才流动与技术协作的结晶。
今年的焦点战充满戏剧性,法拉利车队的勒克莱尔在排位赛中夺得杆位,但正赛中遭遇动力单元故障;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展现了强大的领跑能力,却因安全车出动策略陷入缠斗;梅赛德斯车队的汉密尔顿驾驶着仍存在“海豚跳”问题的赛车,顽强跻身领奖台,这些较量背后,是车队跨越时区的技术会议、跨国数据中心的实时分析、以及来自三大洲的风洞测试结果整合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,F1自身正在推动的变革——2026年将引入全新的动力单元规则,强调可持续燃料与更高比例的电能;成本帽制度进一步压缩,迫使车队以更高效率进行全球资源配置;新兴市场分站赛的增加,反映出这项运动对全球化新格局的适应,F1的赛道,实际上已成为观察全球技术流动、资本配置与文化交流的绝佳窗口。
几乎与F1引擎轰鸣同时,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发布公告,宣布对挪威实施“特定高科技材料出口管制”和“部分海产品进口限制”,这一看似突兀的决定,背后是复杂的地缘经济博弈。
直接导火索是挪威主权财富基金(全球最大)宣布全面撤出在韩国锂电池领域的投资,并公开批评韩国“企业治理结构不透明”,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双方在绿色经济赛道上的竞争关系:挪威凭借丰富的水电资源,正大力推动欧洲本土电池供应链建设,目标直指2030年实现电动车电池自给率70%;而韩国是全球第二大电池生产国,三大电池厂商(LG新能源、SK On、三星SDI)在欧洲市场占有率达40%以上。
韩国的封锁措施具有精确的针对性,出口管制主要涉及电池级镍钴锰材料的前驱体,这是挪威计划建设的电池工厂必需的关键中间品;海产品限制则针对挪威三文鱼——这是挪威对韩出口额最大的单项商品,年贸易额约8亿美元,韩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私下表示:“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贸易战,而是在关键未来产业中划定技术主权的边界。”
这一事件折射出全球化进程的结构性转变:从追求效率最优的全球供应链,转向强调安全可控的区域化生产网络;从无条件的技术共享,转向有选择的技术保护,挪威与韩国的摩擦,实际上是绿色产业竞争中“技术民族主义”抬头的缩影,欧盟的《关键原材料法案》、美国的《通胀削减法案》,以及此次韩国的针对性封锁,共同勾勒出全球产业政策的新范式——在合作中竞争,在互联中设防。
将F1的全球协作与韩挪之间的经济壁垒并置观察,我们看到的不是全球化的倒退,而是其形态的深刻演变。
F1代表的是“深度互联的全球化”,在这种模式下,跨国协作达到分子级别——一支车队的成功,依赖于德国工程师的精密、英国设计师的创意、意大利制造工艺和亚洲电子元件的完美结合,这种协作建立在共同的规则框架(国际汽联技术规则)、透明的竞争环境(所有车队使用相同的成本帽)和即时数据共享(比赛中的遥测数据实时分析)基础上,它证明了当各方利益高度一致时,全球化能够创造出单一国家或企业无法企及的价值。
而韩挪之间的摩擦则体现了“主权优先的全球化”,各国在气候变化、产业升级等生存性挑战面前,开始将技术主权、供应链安全和战略产业控制置于绝对效率之上,这种逻辑下,合作不再是无限度的,而是被限定在不对本国战略利益构成挑战的范围内,韩国对挪威的封锁,本质上是对挪威试图“跳过”韩国电池技术、直接建立本土产能的防御性反应。

耐人寻味的是,这两种全球化逻辑并非完全对立,F1赛场上,我们也看到了类似张力:各车队在遵守统一规则的同时,极力保护自己的核心技术机密;国际汽联不断调整规则,既要保持比赛公平,又要防止某支车队形成绝对垄断,这与国家间在开放协作与技术保护间的平衡如出一辙。
我们正站在全球化新阶段的起点,如果说1.0时代是殖民扩张与贸易网络形成,2.0时代是冷战后的全球价值链分工,那么3.0时代则可能是“有管理的互联”——既承认深度互联的不可逆转,又正视国家利益与技术主权的重要性。
F1赛事本身的演变提供了启示:引入成本帽制度,防止资本无限扩张导致竞争失衡;逐步增加可持续燃料比例,回应全球环保诉求;在新兴市场增加分站赛,让这项运动的价值分配更加多元,这些调整都是在保持核心协作框架不变的前提下,对公平性、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回应。
国家间的经济互动也需要类似的创新框架,未来可能出现的不是简单的“脱钩”或“再全球化”,而是基于不同产业特性的差异化互联:在气候变化、公共卫生等全球公共品领域,深化协作与共享;在关键战略产业,建立“最小化依赖”的多元供应链;在一般消费品领域,保持相对开放的市场竞争。
韩国与挪威的摩擦最终可能通过谈判找到妥协方案——例如韩国企业在挪威合资建厂,既满足挪威的产业本土化需求,又保持韩国企业的技术参与,这种“竞争性协作”模式,或许将成为未来国际产业互动的常态。
当维斯塔潘在巴林举起冠军奖杯时,他的赛车汇集了三大洲的技术;当韩国宣布对挪威实施封锁时,两国企业仍在第三方市场合作开发海上风电项目,这个春天,速度与壁垒并存,协作与竞争共舞。
全球化从未承诺过直线前进,它更像F1赛道——有直道上的全速推进,也有弯道中的精准制动,偶尔还有事故引发的安全车时段,重要的是,比赛仍在继续,所有参与者都明白,无论竞争多么激烈,他们共享着同一片赛道,遵守着同一套基本规则。
新赛季的F1还有22场比赛,韩挪之间的博弈也将继续,在这些具体事件的背后,是人类社会在互联与自主、效率与安全、开放与主权之间寻找新平衡的集体探索,或许我们会发现,真正的挑战不在于选择速度还是壁垒,而在于如何在加速前进的世界中,构建能让不同参与者安全竞速的赛道规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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